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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云体育官方deepseek点评外汇储备过剩和运用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2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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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deepseek点评外汇储备过剩和运用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该文聚焦于中国外汇储备过剩问题，通过国际比较（尤其是与日本、“四小龙”的对比），揭示了外汇储备管理的深层次矛盾。选题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在2008年前后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为政策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结构清晰：文章分为“国际比较”和“问题思考”两大部分，逻辑递进合理。国际比较部分通过数据展示外汇储备过剩的标志、程度、构成及运用方式；问题部分提出11个关键思考，层层深入。
数据支撑：文中引用大量统计数据（如外汇储备占GDP比重、对外债覆盖率等），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表格对比直观呈现了各国差异。
外汇储备过剩的批判：指出中国在资本不足情况下仍大量积累外汇储备的矛盾性，且储备游离于本国经济循环之外，主要支持美国经济，收益有限。
国际比较的启示：强调日本在资本过剩背景下增加储备与中国国情不同，中国需警惕“重蹈日本覆辙”——害怕美元贬值而陷入被动。
政策建议：提出控制储备增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开辟外汇储备新用途（如支持战略产业）等方向，具有前瞻性。
时效性局限：数据截至2007年，未反映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外汇储备格局的变化（如美元地位波动、多元化储备趋势）。
收益分析较浅：对美国国债投资收益的讨论停留在利率比较，未深入分析汇率风险、机会成本等综合收益。
对策可行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建议虽合理，但未充分探讨其实现的长期性和挑战（如资本账户开放问题）。
标题与子标题概括精准，但部分段落衔接可优化（如“外汇储备构成”与“运用对象”两节的关系需更紧密）。
文章提出的问题（如美元依赖风险、储备运用效率低）至今仍具参考价值。近年来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等举措，可视为对文中建议的部分实践。
该文是一篇具有深度和警示意义的学术论文，通过详实的国际比较揭示了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矛盾，并提出关键政策思考。尽管部分内容需更新，但其核心观点对当前外汇政策调整仍有重要启示，尤其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优化储备结构方面。
Deepseek：不客气！很高兴能帮到您。如果未来您对外汇储备管理、国际金融比较或其他经济问题有更多疑问，欢迎随时交流。祝您研究顺利，收获满满！
小建议：若需进一步延伸思考，可以结合近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变化（如2023年约3.1万亿美元）及“去美元化”趋势（如增持黄金、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来补充分析，或许会有新的启发。
豆包评价：2025年 5 月 12日•内容由 AI 生成，不能完全保障线 年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的论文《外汇储备过剩和运用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是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结合搜索资源和作者学术背景，可从以下维度展开分析：
文章通过对比日本、中国、亚洲 “四小龙” 及欧美国家的外汇储备结构与运用模式，揭示了不同经济体在储备动机、规模合理性及政策效果上的差异。例如，日本将外汇储备作为过剩资本输出的载体，而中国在资本不足阶段大量囤积外汇的现象被作者视为 “特殊经济悖论”—— 既通过储备增强国际支付能力，又因对外间接投资收益率低下形成 “资本错配”。这种跨制度、跨发展阶段的比较分析，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外汇储备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提供了独特视角。
作者前瞻性地指出，中国外汇储备过度集中于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的结构性风险。他强调，一旦美国 “双赤字” 不可持续导致美元暴跌，东亚地区的美元资产将面临系统性损失。这一判断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部分验证，凸显了研究的现实意义。此外，文章尖锐批评了 “外汇集中管理” 政策的历史局限性，主张随着国内企业外汇自主运用能力提升，应逐步减少行政干预。
刘昌黎在文中提出，中国需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推动货币国际化，逐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这一观点与他后续研究中 “人民币成为一般性国际货币即可大幅减少外汇储备需求” 的结论一脉相承，体现了作者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趋势的深刻洞察
2000 年代中期，中国学界对外汇储备的研究多聚焦于 “适度规模” 测算，而刘昌黎的研究超越了量化分析框架，从制度比较和资本流动视角切入，揭示了外汇储备背后的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问题。例如，他指出中国在 “输入资本” 与 “输出储备” 的双重角色中陷入被动，实质是 “用低成本资金补贴美国经济循环”，这一论断深化了对国际金融体系不平等性的认识。
文章关于 “扩大进口战略物资”“推动企业走出去” 的建议，与 2010 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改革方向高度契合。例如，中司的成立、“一带一路” 倡议的资本输出模式，均可视为对文中 “将外汇储备转化为战略资源” 思路的政策回应。此外，作者对 “外汇储备服务于国内经济循环” 的呼吁，为近年 “藏汇于民” 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刘昌黎作为日本经济研究专家，将中日外汇储备政策的差异置于东亚区域经济格局中考察，既分析日本 “干预汇率 — 积累储备 — 资本输出” 的传导机制，又揭示中国 “吸引外资 —贸易顺差— 储备激增” 的独特路径。这种跨国别、跨体制的比较，为后续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文章未深入分析外汇储备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配置策略，而 2008 年后中国外管局通过主权财富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的实践表明，传统国债投资模式已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局限与当时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的客观条件相关。
作者更多从经济效率角度分析外汇储备问题，较少涉及储备规模对国际政治话语权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外汇储备的 “金融威慑” 功能日益凸显，这需要结合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补充。
刘昌黎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推动国际化，但 2015 年后 “双向波动” 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表明，货币国际化更依赖市场驱动而非政策干预。当前 “数字人民币+ 跨境支付系统” 的创新路径，为其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维度。
刘昌黎作为东北财经大学日本经济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其研究始终贯穿 “国际比较 — 制度分析 — 政策建言” 的逻辑主线。从早期对日本主银行制度的研究，到后期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倡导，他的学术生涯折射出中国经济学界从 “引进吸收” 到 “自主创新” 的转型。其外汇储备研究不仅为中国金融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撑，更通过跨国比较的学术自觉，推动了发展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该文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发表，既回应了中国外汇储备突破 1.5 万亿美元时的现实关切，又为后续政策调整预留了理论空间。尽管部分观点需结合新时代背景修正，但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剖析、对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困境的洞察，至今仍具学术生命力。刘昌黎的研究提醒我们：外汇储备管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重大命题。
上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我国成为世界外汇储备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的同时，也出现了外汇储备严重过剩的状态。就中日比较而言，由于两国增加外汇储备背景、目的和运用效果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更应该认真思考外汇储备严重过剩的有关问题，及时改变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局面。
国际比较；外汇储备；过剩；运用；问题我国外汇储备自1996年末突破1 0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以来，一直是迅速增加的趋势。2006年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 537亿美元，超过日本的8 501亿美元，首次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 2007年9月末又达14 336亿美元，其中1-9月增加3 673亿美元，超过上年同期增加1 983亿美元的85%以上。对于我国迅速增加并达到空前规模的外汇储备，可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为此，本文通过我国与日本、“四小龙”的比较，分析一下我国外汇储备严重过剩及其运用方面的问题。
外汇储备是各国政府掌管的外汇资金，其基本功能一是确保进口支付能力，在贸易入超时应付进口支付的紧急需要；二是确保对外还债能力，在对外债务超过时用于偿还到期的外债。其中，确保进口支付能力，在国际市场部分战略性商品价格异常涨价时，能保证本国正常的进口需要，避免经济危机；确保对外还债能力，有助于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金融危机。20纪8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大都是为利用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而增加外汇储备的，外汇储备经常用于贸易入超时应付进口支付的紧急需要或用于偿还到期的外债。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都曾利用过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1973、1979年都把当年外汇储备的1/3左右用于了石油大幅涨价后的进口紧急支付。然而90年代以来，外汇储备增幅不大或有所减少的国家，虽然仍继续利用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经常动用外汇储备，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国家和地区，则基本上不再利用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即不再动用外汇储备了。例如，美国和德国90年代以来的外汇储备虽然趋于减少，但两国却分别有7年和10年动用了外汇储备，平均不到2年就动用一次；英国外汇储备增幅很小，也有5年动用了外汇储备。相比之下，日本自1980年以来一次也没有动用过外汇储备；“四小龙”80年代前虽然经常动用外汇储备，其中韩国1970-1990年间曾有4年动用了外汇储备，但1991年以来，台湾省和香港都一直未动用过外汇储备，韩国和新加坡除在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1997年动用外汇储备偿还对外债务外，其余各年也一直未动用过外汇储备。中国在8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经常动用为数不多的外汇储备，但除1992年外，1987年以来也一直未动用过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越少越经常动用，越多却反而攒着不动用，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外汇储备虽然很少并经常动用，但却都未因此而陷入对外支付危机和债务危机，这说明其都不存在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正因为不存在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所以即使日本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美国和欧盟各国也不增加甚至还减少了外汇储备。相比之下，日本、中国和“四小龙”则是外汇储备越迅速增加越不动用，这不啻是其外汇储备严重过剩的显著标志。
关于日本、中国、“四小龙”外汇储备过剩的程度，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
首先，从外汇储备相当于当年GDP的比重看，2005年末，新加坡高达99.2%，台湾省和香港各为73.1%和70.0%，中国、韩国、日本也分别达36.3%、26.7%和18.6%，都大大高于美国的0.4%和欧盟的1.9%(其中德国为1.6%)。
其次，从外汇储备相当于当年月均进口额的倍率看，2005年末，日本、台湾省、中国分别高达19.7个月、16.7个月和14.9个月，韩国、新加坡、香港也分别达9.7个月、6.9个月和5.0个月，都大大超过了世界公认的3个月左右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只为0.4个月，欧盟只为1.5个月(其中德国为0.7个月)。
另外，从外汇储备对外债总额的倍率看，2005年末中国和“四小龙”都超过了1倍以上，其中新加坡为4.63倍，韩国为1.11倍，中国为2.91倍，台湾省为2.92倍，都处于还债有余的状况。日本外汇储备虽然只相当于对外债务总额的33.7%（2004年末），但却大大高于美国的0.4%和欧盟的1.4%(其中英国为0.4%)。而且，日本还同时拥有大大超过对外债务的对外债权，是世界最大的纯债权国，根本不存在偿还外债的问题。
中国与日本、“四小龙”一样，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也是以美元为主的外币，黄金、SDR（特别提款权）、IMF储备头寸都只占很小的比重。2005年末，在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中，以美元为主的外币分别占99.6%、99.2%、99.8%和99.6%；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外汇储备中欧元、日元等外币的比重只为50%多一点，为56.3%。同期，美国外汇储备虽然只为中国和日本的8%左右，但其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分别相当于中国13.6倍和日本的10.6倍, IMF特别提款权（SDR）分别相当于中国6.6倍和日本的3.2倍,IMF储备头寸分别相当于中国5.8倍和日本的2.8倍①。
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大都投资于外国政府发行的国债等有价证券。以东亚各国外汇储备的运用为例，截至2004年末，购买外国有价证券的比重香港为91.7%，新加坡为89.3%，韩国为84.1%，日本为82.8%，印度尼西亚为75.6%，泰国为69.7%，马来西亚为68.5%，菲律宾为55.7%②。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20纪90年代又出现了长期经济繁荣。因此，在美国财政赤字扩大、国债发行额增加的情况下，各国都不约而同地把其外汇储备的相当部分用于了对美国国债的投资。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0-2004年，日本、中国和“四小龙”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额由5 075亿美元增加到11 141亿美元，占世界各国持有总额的比重由50.0%提高到57.5%③。其中，日本由3 177亿美元增加到7 118亿美元，中国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 938亿美元，“四小龙”由1 295亿美元增加到2 085亿美元，所占比重日本由31.3%提高到36.8%，中国由5.9%提高到10.0%，“四小龙”由12.7%下降到10.8%。2007年6月末，中国共持有4 051亿美元的美元证券，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
从官方利率的国际比较看，日本的利率明显低于美国，中国、台湾省、韩国与美国的利率差小，有些年份甚至高于美国（见表2）。因此，日本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等有价证券和美元存款，就是一种比国内运用收益高的有效运用。以2002年为例，日本外汇管理特别会计购买美国国债等的收益率为3.72%。相比之下，中国、“四小龙”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却未必是一种比国内运用高的有效运用。目前，尽管看不到有关具体统计，但其运用收益不高，有时甚至低于国内运用收益，这却是没有疑问的。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到2002年，一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资本纯输出大国。换言之，日本是在资本过剩、大量输出资本的情况下，大量增加外汇储备并把他运用于对外间接投资的。
“四小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不足的状况虽然有所缓解并开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但仍然是资本流入超过资本输出的局面。可见，“四小龙”是在从资本不足转向资本过剩、从资本输入转向资本输出的过程中，迅速增加外汇储备并把它运用于对外间接投资的。
中国自1992年以来，一直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1-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超过4 5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超过3 300亿美元。可见，中国是在资本不足、大量输入资本的情况下大量储备外汇并用于对外间接投资的。从中美两国的投资关系看，2005年末，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共为520亿美元左右，只相当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1/5。鉴于中国外汇储备的70%左右用于了美元资产的投资，其中大部分是购买美国国债，因此，目前中国对美国的资本纯输出至少超过3 000亿美元以上或更多。
由于外汇储备空前增加，我国彻底消除了外汇短缺的恐慌，大大增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这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明显处于严重过剩的状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剩的程度虽尚不像“四小龙”那样严重，但却明显超过了日本并有日趋加剧之势。就中日比较而言，虽然两国的外汇储备都处于严重过剩的状态，但由于两国增加外汇储备背景、目的和运用效果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更应该认真思考外汇储备严重过剩的有关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外汇储备以对外证券投资为中心，大都购买了外国特别是美国国债和其他有价证券。因此，和日本、“四小龙”一样，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游离于本国经济循环之外，没有参与本国的经济循环，主要是参与了美国的经济循环。换言之，和日本、“四小龙”一样，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本国经济循环也没有什么贡献，主要是对美国经济循环做出了贡献，支持了美国财政收支和经常收支的“双赤字”。可以想见，在美国国内储蓄不足、消费过大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中国和日本、“四小龙”一样地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发行和流通就会遇到困难，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压缩财政开支和增加税收，美国经济就未必会出现90年代以来的发展和繁荣。
在外汇储备规模尚小时，其参不参与本国经济循环，对本国经济循环有没有贡献，这还无所谓。然而，当外汇储备达到相当规模时，其不参与本国经济循环，对本国经济没有贡献，就不能忽视了。2006年末，我国外汇储备按人民币换算约相当于当年财政预算的3倍；如果与当年末外商实际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额进行比较，则相当于其1.5倍以上。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游离于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之外，这很难说是一件好事。
如前所述，日本是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大量增加外汇储备的，是在大量输出资本的情况下把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换言之，外汇储备既是日本过剩资本的一部分或转化形态，也是日本资本输出的一部分或具体的运用形态。相比之下，中国是在资本不足、大量引进外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外汇储备的。中国一方面是政府手中握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大量地对外间接投资特别是大量地购买美国国债，另一方面是企业外汇短缺，不得不大量地引进外资。结果、中国不仅出现了外汇储备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情况，而且还出现了对美资本纯输出即出现了实际上是美国大量利用中国资金的情况。
而且，前述2005年末中国2 567亿美元的购买美国国债的对美间接投资，能否比美国对华52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获得更多的收益，这也是一个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了必要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以改善投资环境为中心，却付出了允许美国企业享受各种优惠、控制企业经营权、开拓和占领中国市场等方面的代价，并由此产生了国家安全方面的隐患。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除了固定的利息收入以外，可说是什么也没有得到。更令人担忧的是，伴随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的迅速增加，就像现在日本最害怕美元贬值一样，中国也越来越害怕美元贬值了。
日本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明确目的是遏制日元升值，在日元升值压力增大时大量增加外汇储备，而在日元升值压力缓和时则不增加外汇储备。相比之下，中国增加外汇储备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国际性金融危机，增加对外经济的安全感。然而，安全感以达到什么程度为宜？是否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安全系数？否则，已经很安全了还想更安全，以致于外汇储备已经严重过剩了，还没有节制地继续增加。根据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物极必反，更安全的背后就是不安全，这不能不令人忧虑。
贸易收支黑字和境外资本流入是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基础。然而，贸易收支黑字是企业的盈余，境外资本流入中除外国政府的开发援助外，外商直接投资等也大都成为企业持有的外汇。因此，只有企业持有的外汇转到政府手里，才能成为国家的外汇储备。在我国，这是通过企业持有的外汇按政策规定卖给银行、再由银行转卖给中国人民银行而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外汇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再加上当时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企业缺乏自主利用外汇的能力，把国内有限的外汇集中到国家手里统一运用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然而，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方面国内外汇日渐充足，外汇不足的矛盾已经消除；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企业自主利用外汇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汇的绝大部分继续集中到国家手里就未必有利或必要了，由民间持有和运用会比国家持有和运用更为有益。就日本而言，其1991-2006年的经常收支黑字共为218兆日元，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外汇买入额共为67.9兆日元,经常收支黑字转化为国家外汇储备的比率为31.1%④。至于德国，其2001-2006年虽然共有4 520亿美元的经常收支黑字，但外汇储备却由510亿美元减少到417亿美元，民间持有外汇转化为国家外汇储备的金额为零，外汇全部保持在企业和银行手里。
日本多年来一直实行浮动汇率制，日元汇率由外汇市场上日元与美元的供求关系决定。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每当出现日元升值趋势时，日本政府就干预外汇市场，大量地买入美元，这乃是日本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根本原因。以2003年为例，面临日元升值的趋势，日本政府共投入20兆日元之巨买入美元，致使2003年末外汇储备比上年末一举增加2 038亿美元，创年度新高。2004年1-3月，日本政府又投入14.83兆日元买入美元，创季度新高；其中1月9日1天就投入16 664亿日元买入美元，创单日新高。由此，3月末外汇储备比上年12月末又一举增加1 530亿美元。日元是与美元、欧元相抗衡的三大国际货币之一。因此，日本政府大规模买入美元的市场干预，就能够一时达到遏制日元升值的目的。
相比之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很低，远非国际货币。在管理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而确定，只是在小范围内随人民币和美元的市场供求关系浮动。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虽然改盯住美元为盯住一篮子货币，但由于我国在完全实现贸易、资本自由化以前不可能放弃管理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今后也依然将在小范围内随人民币和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的市场供求关系浮动。因此，尽管中国现在也面临着控制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新任务，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今后一二十年内，央行买入美元的市场干预，都不是我国控制人民币升值幅度的主要途径和有效措施。
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遏制日元升值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助长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根据凯恩斯理论，日本政府在当时严重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本应该采取金融紧缩的措施，抑制泡沫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日本政府把遏制日元升值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为大量地买入美元、卖出日元，1987年反而把法定贴现率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2.5%,再次实施了人为的超低利率政策。由此，货币供应量明显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的需要，泡沫经济愈演愈烈。90年代以后一直到新世纪初，日本政府虽然继续大量地买入美元、卖出日元，但由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因此增加外汇储备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做法，就在实际上配合了当时的金融缓和政策，并没有直接对日本经济产生多大的不利影响。
相比之下，我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过热的状态，今后一二十年也将继续保持相当的热度，不至于出现导致日本失去整个90年代那样的经济萧条。这意味着我国金融政策的长期走势，是趋于金融紧缩而不是趋于金融缓和。鉴于我国近年来的金融紧缩政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买入美元而增加的人民币供给所抵消，大规模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的增加外汇储备的做法，是否有可持续性，就不能不引起认线.外汇储备对美国国债等的运用是否同样有效？
美国的利率明显高于日本，日本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等的对美证券投资，是一种比国内运用收益高的有效运用。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因两位数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国利率一直高于美国，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倾向后利率虽然明显下降，但与美国相比也所低无几，2001-2003年又比美国高1-2个百分点，2004年基本与美国持平，直到2005年才比美国低1.26个百分点。可见，中国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等的对美证券投资，未必是一种比国内运用收益高的有效运用，有时甚至还低于国内运用的收益。然而，之所以明知对美运用收益不高还年复一年地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等，就是因国内没有运用的对象。即使收益低也比闲置不用、没有任何收益强，仅此而已。对于东亚各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日本学者福居教授认为这是“东亚各国把本来应该享受的本国和区域内风险投资的利润，以一种贴息的方式转让给了美国”⑤。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日本和“四小龙”对美出口迅速增加，对美贸易都有相当规模的顺差。这既是中国、日本和“四小龙”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有利条件，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经济景气回升、“四小龙”经济实现新发展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和“四小龙”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政府一边扩大财政支出、一边实行减税政策，这也无疑是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确保美国经济繁荣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乃是有益的或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通过双赤字扩大从东亚的进口，东亚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扩大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由此形成的美元双向流动可说是一种“双赢”。然而问题是这种“双赢”是否能永远持续下去？在美国储蓄不足、消费过大的情况下，东亚巨额的国债投资虽然一时满足了美国政府的资金需求，支持了美国经济增长，但它却不能从根本上缓和美国储蓄不足、消费过大的矛盾。一旦双赤字扩大的恶性循环达到一定程度难以为继，美国储蓄不足、消费过大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进而形成美国经济危机，并很有可能导致美元暴跌的局面。如果是那样，不仅东亚巨额的美元资产会蒙受惨重的损失，而且国际金融体系也难免会陷入混乱，进而严重打击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学者三桥规宏等人认为：日本巨额的外汇储备游离于日本经济循环之外，助长了美国双赤字的恶性循环，酝酿了美元暴跌的危机，“继续增加外汇储备有百害而无一益”⑥。
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虽然是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果，但这却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由此而改变了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利的地位。何况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是以美元为主的外币，而不是黄金、SDR和IMF储备头寸，其本身就蕴藏着不稳定的因素。就以美元为主要国际货币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而言，美国从美元的发行和流通中获得了莫大的利益，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常收支赤字国和贸易收支赤字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尽管如此，但以减少外汇储备为标志，美国最担心的并不是日渐增大的经常收支赤字、贸易收支赤字和对外债务，而是美元衰落的趋势。只要美元继续保持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那么不管美国对外支付多少美元，流出去的美元归根结底还要流回到美国。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不时压迫日元升值，但自里根政府开始，美国政府一有时机就推行强势美元的政策。2007年2月12日，美国财政部长波尔森又再次重申强大的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⑦。
然而今非昔比，伴随欧元的崛起、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和亚元的前景，美元国际地位衰落乃是难以逆转的必然趋势。如果说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在垂直贸易中蒙受损失，那么今后还很可能在美元衰落中蒙受损失!
美元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贬值到谷底以来，90年代后期又重新坚挺起来了。新世纪以来，尽管美国贸易收支赤字连创历史新高，但美元却没有出现新的大幅度贬值，有时甚至还出现升值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是与美国90年代的长期经济繁荣有关，但以日本为首，中国、“四小龙”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量囤积美元，减少了外汇市场的美元上市量，却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美结构协议以来，作为美国指责日本式经济体制和日本式经营的回应，日本就一直批评美国的双赤字，强调双赤字是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要求美国尽快改变双赤字持续扩大的局面。尽管如此，日本大量囤积美元和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行动，却为美国双赤字持续扩大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其结果，日本就从害怕日元升值，变成了世界上最害怕美元贬值的国家。日本从害怕日元升值到害怕美元贬值，这乃是其外汇储备从量变到质变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目前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已超过世界各国持有总额的1/3，一旦美元暴跌，日本巨额的美元资产就会蒙受惨重的损失。当然，日本害怕的不仅仅是其巨额美元资产损失，而是更担心美元暴跌对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和冲击。因此，近年来在美国贸易赤字空前增大的情况下，日本一再要求美国对世界经济负责，不轻易采取美元贬值的政策。在欧盟各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脱离美元”、努力减少对美元依赖的情况下，日本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美国保持强势美元的政策需要，帮助美国继续维持了摇摇欲坠的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发展中国家是否会走日本害怕美元贬值的老路？这是中国不能不认线.如何看待日本政府开始控制外汇储备增加的动向?
自2004年4月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没有进行买入美元的外汇市场干预。结果，2007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为9 456亿美元，只是因为外汇储备运用收益和汇率变动等原因，才比2004年3月末增加了1 191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对其严重过剩的外汇储备已有所警觉，已着手控制外汇储备增加了。而其背景,则无疑是利用了中国和“四小龙”迅速增大外汇储备的有利时机。2004年和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4 156亿美元，“四小龙”外汇储备增加1 338亿美元，分别相当于日本外汇储备增加1 823亿美元的228%和73%；2006年1月-2007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增加6 146亿美元，又相当于日本增加987亿美元的622.7%。由于中国和“四小龙”迅速增大的外汇储备足以扩大美元的市场需求，日本政府就见机行事，及时对大规模买入美元的外汇市场操作急刹车。可以预料，今后只要中国、“四小龙”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继续迅速地增大外汇储备，那么在美元汇率因此稳定乃至对日元出现升值趋势时，日本政府就会继续停止大规模的美元买入操作，并有可能采取逐步卖出美元的反向外汇市场干预。
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根据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脱离美元”的经验，早已认识到防止汇率变动损失的最好措施，是推进日元国际化，使日元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列的国际货币。为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努力推进日元国际化。欧元诞生后，日本政府又重新制定日元国际化战略，努力提高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按日元结算或按日元计价的比例。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推行日元亚洲化战略，力图在东亚建立“日元圈”或“亚元圈”。以2002年10月制定的“日本FTA战略”为标志，日本政府又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作为了在东亚建立“日元圈”或“亚元圈”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尽管日本当前为遏制日元升值而大量地增加外汇储备、囤积美元，在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后又害怕巨额美元资产损失而不得不维护美元的地位，但以日元国际化以及“日元圈”或“亚元圈”的建立为目标，日本长期的努力方向与欧盟各国一样，也是要“脱离美元”，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针对日本开始控制外汇储备增加的动向，我国应该未雨绸缪。就当前而言，在及时扩大企业和银行持有外汇额度、控制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要以2007年9月29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为契机，积极开辟外汇储备运用的新途径，并借鉴日本财政投融资的方式，把外汇储备用于支持战略产业发展、石油等战略物资的国家储备和企业“走出去”等方面的需要，即通过扩大以发展自己为主的外汇运用，来减持外汇储备的规模。从长期看，要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逐步成为具有国际贸易结算功能、国际支付功能和国际储备功能的国际性货币。为此，要顺应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经济共同体以及“亚元圈”的发展趋势，加强东亚的经济合作和金融合作，以扩大区域内贸易为基础，从零开始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按人民币结算的比重，逐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②[日]经济产业省编《2005年通商白皮书》第47页，2005年6月发行。
③[日]日本经济产业省：《2005年通商白皮书》第49页，2005年6月发行。④根据日本财务省(原为大藏省)历年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和外汇市场买入操作统计计算。
⑤[日]经济产业省编《2005年通商白皮书》第52页，2005年6月发行。
⑥[日]三桥规宏等著《日本经济入门》第36页，日本经济新闻社2004年4月发行。
⑦[日]《每日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说汇率由市场决定，强大的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2007年1月12日。
[日]三桥规宏等著：《日本经济入门》日本经济新闻社，2004年4月发行。
刘昌黎著：《日本外汇储备过剩及其运用的问题与出路》,太平洋学报，2006.02。刘昌黎著：《全球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和东亚外汇储备过剩与运用的问题》,世界经济研究，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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