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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认为中国学者在国际人文学术舞台上，如何才能从“参与者”转变为“议程设置者”，贡献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议题和方法？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从“参与”到“议程设置”可能是学术积累的自然过程，其前提在于一些基本条件的逐渐成熟。

　　第一个条件就是得有足够的文化底蕴。这个对中国来说没问题，我们有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二个条件是强大的国家实力。如果国力太弱，发言权就会大打折扣；而国力越强，文化和学术的整体影响力也就越大。就此而言，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有了比较好的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独特的学术机制。我觉得中国有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学术机制，这一点其实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西方学界往往会更多关注自己的专门领域，大型的学术活动则有点像赶集，每个“摊位”其实还是自成一统。而中国学界的组织工作总是井井有条，且能汇集诸多高校的各种资源，这让西方学者很羡慕。

　　记者：中国学走向世界的时候，一定会吸引多元的视角。您曾阐述“远读”的比较方法，我们如何超越中国本土学者的“内部视角”，建立一种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外部视角”或“全球视角”呢？

　　杨慧林：中国的学术应该是置于世界背景之下的学术，整个中国的传统和资源都可以在世界背景之下得到重新的解读，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封闭系统中的自我言说都是无效的。

　　比如，最早研究“投龙”这一中国古代祭祀仪式的学者并非中国学者，而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douard Chavannes）。北京大学李零老师说，沙畹是“从极其有限的材料发现大问题、真问题，发现很多被人忽略的问题”。这很了不起，但也恰恰由于材料“极其有限”，李零、渠敬东等学者最近出版的《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才作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进而引出中国的文化形态及其嬗变过程的深入讨论。我们纵观这个研究的发展过程，会发现它是一个中外对话、互相激发的过程。

　　再比如，回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我们会发现西方人编写中国文学史甚至比中国人更早。近些年陆续被翻译为中文的就有《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通识读本的《中国文学》，等等。他们用西方的文学史观念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虽然其中有一些需要推敲的地方，但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自己的视角。

　　不仅文学史，中国本身也是在世界背景下的中国。就像习所说的，“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我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之中国”不是被动地卷入，而是主动地介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都是基于这一点提出的。

　　记者：您认为在世界背景之下，上海最能向世界说明中国什么样的人文特质与发展逻辑？

　　杨慧林：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很难说对上海有特别深刻的理解，但是我觉得以对比的眼光去看上海，至少有两点让我印象特别深，简单说就是internalization（内化）和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或外化）。Internalization 是海纳百川，把不同于自己的东西“内化”到自身；internationalization是国际化，是把自己的东西“外化”。因此上海让西方人觉得很亲切、很容易融入。有位美国朋友在中国工作了很多年，退休时不打算回美国，告诉我已经在上海买了房子，打算定居在上海了。

　　记者：您曾说“老少咸宜的通俗文化之中也可能隐藏着高深莫测的理论文本”，在您看来，近些年的通俗文化对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国际传播带来哪些启示呢？

　　杨慧林：牛津大学的Robert Chard教授和我在第二届武夷论坛有个对谈，提到许多英国年轻人因为对《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发生兴趣，乃至去“回查”相关的文献，从而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可能就像托尔金的《魔戒》以及后来拍成电影的《指环王》，如果没有这些比较通俗的作品，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人对中世纪感兴趣。

　　记者：您刚才举的“投龙”的例子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您认为这种跨学科的讨论给中国学带来了什么？

　　杨慧林：几乎任何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可以处理的。中国学更是如此，它本身就是一个包容万象的领域，注定需要不同的学科和方法介入。

　　被西方人视为“宗教学之父”的麦克斯缪勒 （Friedrich Max Mller）曾经提出“只知其一，其实一无所知”，意思是说“如果你只了解一个东西，其实就连你自以为了解的东西也不够了解”，这既是宗教学的前提，又是比较文学的座右铭。所以缪勒还强调“一切高深的知识都是从比较开始的，而且都是以比较为基础的”。有不同才有比较，在比较中不仅可以认知不同的事物，也可以重新认知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培养下一代能胜任中国学研究与国际传播的年轻学者？

　　杨慧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年纪大的人不宜用自己习惯的知识方式框定下一代。不同时代的问题和方法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重复和沿袭旧制，学术也会成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中国人历来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是指周游世界，而是人生的历练、切身的体验。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学术界，在世界背景之下展开对话式的研究，跟古人的传统对话，跟西人不同的传统对话，跟真实的问题对话。有了更多年轻学者的努力，我们也许可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记者：您认为数智技术（如AI、大数据）对我们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带来了哪些机遇与挑战？

　　杨慧林：DeepSeek出现以后，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将其比作欧洲的古腾堡印刷术，古腾堡印刷术意味着全新的知识手段，也意味着全新的知识形态的必然到来。AI同样如此，无视这些新技术，是不可思议的。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理解AI。

　　简单说，AI绝不是答案，而只能是助手。AI的回答似乎头头是道，但是你会发现这可能是因为被“投喂”了过多的结果。

　　另外，AI意想不到的好处是把一些已成积习的废话和套话打回原形。因为我们意识到，AI的废话其实都来自我们自己。需要反思的不是如何警惕AI，而是我们为什么会将这些废话和套话“喂给”AI。

　　较为乐观地看，AI作为新的知识载体必然潜藏着新的知识方式，与其设防，不如彻底“开源”；AI生成的只是token，但是人的研究有望与之合成新的学术形态。

　　原文链接：[上观新闻]专访人大教授杨慧林： 世界中国学需要对话式研究 世界中国学大会

　　城乡融合发展当从何处破局？不同的道德理论有哪些共同的价值底色？什么是大规模政治体的良序治理之道？在人大，前沿理论、时代课题，在这张圆桌聚焦。拆掉讲台的高差、打破学科的围墙，在习曾考察过的立德楼310先锋教室内，主讲人、点评人、听众围桌论道，不同学科、多元身份的青年学者在此汇聚，或低头沉思，或奋笔疾书，或热烈交锋、不时会心大笑这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先声圆桌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学者研讨会的现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先声二字，正源自于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要求。

　　在全球治理变革中高举法治火炬，在时代发展浪潮中高扬正义旗帜。10月34日，第四届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法治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全球五大洲37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所世界知名法学院校长、国际组织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等近200位境外嘉宾，600余位中国内地法学院校长、法律实务界专家齐聚一堂，共促全球法学教育领域交流合作，共建全球法学界高层次对话平台，共塑人工智能与法治融合发展重要共识。王洪祥代表中国法学会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过去数十年间，协会一直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许多专家学者同行，未来将继续携手并进，共同加强全球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