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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毫不掩饰其武断，在三位作者看来，中国政府的强势干预抑制了创新的土壤；中国企业沉溺于“小改进就能赚大钱”的路径依赖，既无动力、也无能力进行真正的突破性创新。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换挡、结构转型的关键期，很多新事物尚未完全显影。所以中国很少回应，不是没有反驳的能力，而是还在埋头做事。

　　那篇文章也不是孤例。差不多同一时期，《时代周刊》直言“中国什么都创新不了”，彭博社反复使用“山寨文化”描述中国科技行业，惠普前CEO在自传中称“中国人会考试，但没有想象力”。BBC、《经济学人》不断追问“中国能创新吗”。

　　通信领域，中国5G基站数量在2020年突破71.8万个，占全球七成以上；

　　2025年异军突起的国产开源大模型DeepSeek，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重构了AI产业的生态逻辑。麻省理工学院等团队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在全球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市场上已超越美国。

　　2018年，彭博社不再问“中国能不能创新”，而是开始区分“中国能创新和不能创新的地方”；

　　2021年，《哈佛商业评论》自己刊文承认，过去用于衡量中国创新的指标“没有反映真实潜力”，转而谈论“中国新的创新优势”；

　　2025年，《金融时报》甚至给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标题——《中国创新，美国模仿》。

　　为什么过去十年间，西方关于“中国无法创新”的判断会接连失效？错的究竟是中国，还是他们对“创新”本身的理解？

　　嘴长在他们身上，定义权似乎也握在他们手中，什么样的创新才算“真正的创新”？什么样的突破才配得上“原创”二字？这套标准，凭什么只能由他们来制定？

　　长期以来，舆论场中长期流行一种偏见叙事：美国擅长从0到1，中国擅长从1到100。言下之意，美国负责原始创新，中国负责改良应用，因此中国永远只能是追随者。

　　这种极其简化、甚至误导性的二分法，本身就是对创新的误解。它将科技创新简化为一条单向度的线性链条，仿佛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是割裂的两个世界。

　　中国的创新版图正在打破这种虚假对立。在墨子号量子卫星的背后，是量子信息科学的基础研究突破；在高铁飞驰、电磁弹射、光伏出海的工程奇迹中，凝聚着中国在材料科学、电气工程、系统集成等领域的原始创新。

　　11月5日，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举行。新华社发

　　与此同时，当人们还在争论“谁更擅长0到1”时，中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完整、最复杂、也最具响应速度的工业体系，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一个不少。

　　它意味着，从一个想法到一个产品，从一项技术到一个产业，中国拥有全球响应最快、协同最密、成本最低的实现路径。这种产业链的完备性，在数智革命时代展现出特殊优势。

　　DeepSeek就不是一个靠“堆算力”砸出来的奇迹。它依靠完备的制造业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基础，激发了通过软件算法优化弥补硬件短板的工程创新思维，成本仅为GPT-4的约5%。

　　更深层的创新生态正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形。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已建成33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培育出80家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00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和超1000家的各类省级特色产业集群，涵盖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汽车等制造业重点领域。

　　7月20日，北京，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展出。图为京津冀产业集群。图源：视觉中国

　　目前，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总规模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构建了“CPU—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整机终端—超级计算—网络安全”全产业链条，是国内新一代信创产业布局最为完整的产业集群。

　　这不是“1到100”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以工程、系统、成本和规模为核心的原创路径。它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先进”。

　　2013年，《时代周刊》还在写《中国什么都创新不了》；到了2022年，CNBC已经开始讨论“美国需要联合欧洲减缓中国创新速度”；2024年，《外交事务》甚至指责中国“追求不切实际的创新”。

　　一种是把创新描绘为个人英雄主义的产物，认为美国人喜欢个人英雄主义，所以孕育了爱迪生、乔布斯这样的创新者，而中国人重视集体主义，所以只能做技术优化；

　　这两种固化思维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代科技创新早就不是个体的冒险，航天、核能、通信、基础科学，没有哪一项是靠天才灵光一现就能完成的，它们需要数十年的持续投入，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坚持方向。

　　中国的新型制，恰恰在这些领域展现出独特优势：长期规划避免了短期逐利的摇摆，大规模资源整合支撑起高风险、长周期的探索。

　　与此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国内市场之一。互联网领域的“千团大战”、新能源汽车的“百花齐放”、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迭代，这些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在市场充分竞争中自然涌现的。企业为了生存，必须在模式、体验、效率上进行极致创新。

　　“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项目组织方式，让更多市场主体能参与到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链长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硬科技领域……

　　这套“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组合拳，既弥补了市场失灵，又避免了过度干预。

　　如果说中国的创新路径与西方不同，那么问题不在于谁更正统，而在于为什么创新只能有一种答案。

　　西方的工业革命、硅谷风投构成了一套隐形框架，好像只有颠覆式、个人化、资本驱动的突破，才配被称为“创新”，规模化、工程化、系统集成，就是模仿。

　　可是，19世纪的美国，在英国眼中也不过是一个粗糙的模仿者；德国、日本、韩国在追赶过程中，无一不是在改进、优化、系统整合中找到自己的路径。那些后来被奉为经典的创新模式，在诞生之初也被视为“非正统”。

　　微信、美团、拼多多，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十亿级用户的复杂需求。超大规模市场催生出独特的商业模式，这是中国带来的规模驱动型创新；

　　国产新能源汽车量产搭载三腔空气悬架，打破国外在高端底盘领域的技术垄断，让曾经昂贵的技术走进寻常百姓家。在制造流程、成本控制方面的极致优化，这是中国带来的效率与工程创新。

　　“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实现全线万次；圣·宝莲灯全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让无人机赋能电力、消防、城市治理等千行百业。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创造出全新的形态，这是中国带来的融合式创新。

　　9月22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观众参观“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模型。图源：人民日报

　　这些或许不是某些人想象里的“炫酷创新”，也没有立刻登上《自然》《科学》的封面，却关乎产业安全与自主可控，突破“卡脖子”难道不值得被视为创新吗？

　　当然，中国仍有短板，在高端芯片和顶尖科研仪器等领域仍需时间追赶。但这是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而非能力缺陷，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复制西方路径。

　　所谓创新，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用新方法、新手段、新策略更有效率地解决问题，这就是创新。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完全可以走出不同的创新道路。